科技狂飙突进，基础研究亮红灯，生态重构重拳出击

一点资讯2025年11月28日 13:10消息，科技发展失衡，基础研究警示频现，生态重构亟待重拳治理。

　　 哈喽大家好，今天老张带大家聊聊科技创新。这早已不是单纯的技术命题，而是关乎国家发展主动权的核心战役。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，中国正从“跟跑者”向“并跑者”甚至部分领域的“领跑者”迈进，但这条升级之路并非坦途，挑战与机遇并存。

　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的双重背景下，我国科技领域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：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.6万亿元，较2020年增长48%。这一数字背后，是国家战略意志的坚定体现，也折射出各地政府、企业对创新投入的决心持续升温。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，科技被视为撬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点。

　　 研发投入强度达2.69%，超过欧盟平均水平，国际专利申请量与高水平论文数量连续五年全球第一，国家综合创新能力跃升至世界第十——这些数据不仅体现了我国科研产出的规模优势，更标志着我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。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赛道上，我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“弯道超车”。电池、电机等核心技术领跑全球，比亚迪、宁德时代等一批本土企业已具备世界级竞争力，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。

　　 然而，在光鲜数据的背后，深层隐忧同样不容忽视。基础研究占比仅6.9%，远低于OECD国家15%-25%的平均水平。这个数字值得我们警醒：基础研究就像创新生态的土壤，缺乏长期深耕，再茂盛的枝叶也终将枯萎。当前我们的很多突破仍属于“应用型创新”，而真正能改变产业格局的原始创新、颠覆性技术，大多源于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。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，我们就难以摆脱“追踪式创新”的路径依赖。

　　 更关键的是，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。无论是高端芯片制造中的光刻机，还是工业软件、航空发动机等领域，“卡脖子”问题依然突出。这些问题就像精密仪器上的“暗伤”，平时看似运转正常，一旦遭遇外部封锁或供应链断裂，就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。这种被动局面提醒我们：科技自立自强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答题。

　　 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短板的根源并非单纯的投入不足，更在于长期以来“重应用、轻基础”的发展惯性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再创新快速追赶，这种模式在工业化阶段成效显著。但在全球技术壁垒日益高筑的今天，别人不会把核心技术拱手相让。如果不能实现从“模仿改进”到“原创引领”的跃迁，我们在高端领域的竞争中始终会慢半拍。科技竞争从来不是“短跑冲刺”，而是“马拉松持久战”，基础研究的薄弱，终将制约我们向更高水平突破。

　　 要解决科技自立自强的难题，单一环节的发力远远不够。真正的破局关键，在于构建“科技-产业-金融”三者深度耦合的生态系统。科技提供创新源头，产业承载成果转化，金融破解资金与风险难题，三者形成闭环，才能让创新活力持续迸发。这是被全球成功经验反复验证的规律。

　　 以硅谷为例，其崛起绝非偶然。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等高校源源不断地输出前沿技术，创业公司迅速承接产业化落地，而风险投资基金则全程护航，覆盖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链条。这种“技术+市场+资本”的生态联动，使得一项科研成果可以在几年内成长为改变世界的产业力量。反观我国，虽然科研实力大幅提升，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仍偏低，不少成果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阶段。

　　 这其中一个关键瓶颈在于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的需求存在明显错位。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，偏好短期稳定回报，强调抵押担保，而科技创新恰恰是高风险、长周期的过程，其核心资产往往是知识产权、数据、人才等无形资源，很难满足传统信贷逻辑。这就导致很多初创科技企业“拿着技术却贷不到款”，陷入“死亡之谷”。

　　 让“科产融”生态真正发挥作用，必须精准施策、落地生根。首先，金融服务要实现“精准滴灌”而非“大水漫灌”。不同阶段的科技企业需求差异巨大：种子期需要政府补助与天使投资的“雪中送炭”，初创期离不开VC/PE的风险陪伴，成长期则需要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“锦上添花”。因此，金融体系必须打破同质化服务模式，推动差异化供给。

　　 比如在科技集聚城市设立专业科技支行，下放审批权限，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，探索基于技术流、人才流、数据流的信用评价模型，让“无形资产”也能变成“融资活水”。这不仅是金融工具的创新，更是发展理念的转变——从“看物”转向“看人、看技术、看未来”。

　　 其次，要激活资本市场的“造血功能”。全面注册制的推进为科技企业上市打开了通道，让更多“硬科技”公司有机会登上资本舞台。但更重要的是完善创投基金退出机制。只有退出顺畅、回报合理，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早期创新领域，形成“投资-退出-再投资”的良性循环。否则，再多的资金也会因流动性不足而望而却步。

　　 同时，债券市场的“科技板”应进一步扩容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仍高度依赖银行贷款，直接融资比例偏低。对于研发投入大、盈利周期长的科技企业而言，发行科技专项债、可转债等工具，能够提供长期、低成本的资金支持，有效缓解现金流压力。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。

　　 最后，要强化“风险共担”与“科技赋能”的双向支撑。科技创新的高风险性决定了不能让企业独自承担所有风险。政府应牵头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，通过融资担保、风险补偿资金池等方式，降低金融机构的放贷顾虑。与此同时，金融机构自身也要提升科技识别能力，培养懂技术、懂产业的专业团队，避免“外行评内行”导致误判优质项目。

　　 当前，我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窗口期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，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。而要让这个引擎高效运转，就必须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——让每一份创新热情都能得到资本支持，每一项核心技术都能找到产业出口。唯有如此，科技自立自强才会从战略目标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。